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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三桂不打开山海关清军就进不来吗 真相又是什么样的

来源: 趣历史 2020-06-18 10:39:06

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,清军入关似乎是吴三桂一手所致,正是因为他的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,才有了此后清朝的三百年江山。事实上,在此之前清军已经先后六次杀入关内,而以明末的局势来讲,即使吴三桂死守山海关,或许只会改变清军入关的路线,而根本无法阻止清军入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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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朝吞并整个漠南地区后,已开始全面威胁中原地区

  在大家的印象中,起源于东北的后金,似乎只是从东北方向对关内形成威胁,因而只要守住山海关,清军便无法进入关内。事实上这个局面早已改变,随着后金东进,漠南彻底沦陷,清朝已经开始从北方全面威胁中原地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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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,在宁锦、山海关防线难以攻破的情况下,后金便已经开始积极向西扩张,在他的联姻攻势下,蒙古科尔沁、扎鲁特等部便已经归附后金,而土默特、喀喇沁、兀良哈等部则因为与库图克图汗(林丹汗)的矛盾,为了避免遭到报复,随后也归附后金。

  皇太极继位后,东部蒙古各部已经大多归附清朝,因而开始对势力主要集中于漠南地区的库图克图汗进行打击。明崇祯元年(1628年),皇太极派遣贝勒阿济格与喀喇沁部会盟,与东部蒙古各部共约讨伐库图克图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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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年九月,皇太极亲率大军西征,察哈尔部控制下的敖汉、奈曼、喀尔喀、札鲁特和喀喇沁等蒙古各部纷纷率兵前来会盟,此时的库图克图汗空有大汗之名,却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,面对清军和蒙古联军,只能被迫退出西拉木伦河流域,至归化城(今呼和浩特)固守。

  明崇祯五年(1632年)4月,皇太极再度亲率大军西征,会同蒙古各部再度攻打库图克图汗,眼看清军势大,库图克图汗不得不放弃归化城继续向西逃窜。然而,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,部众逃散十之七八,库图克图汗逃奔青海两年后在青海打草滩病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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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军已从东北和北面对中原地区构成威胁

  明崇祯八年(1635年), 清廷再度派多尔衮、岳托等人率兵西进,招降了库图克图汗剩余的部众,孛儿只斤·额尔孔果洛额哲献传国玉玺出降,大蒙古国汗位至此彻底断绝,漠南蒙古完全落入后金手中,清朝至此从东北和整个北方对大明中原地区形成威胁。

  吴三桂投降之前,清军已先后六次入关

  由于东部蒙古和漠南蒙古的纷纷沦陷,清军其实已经完全不必从山海关入关。事实也是如此,在吴三桂放清军入关之前,清军已经先后六次从北部杀入关内,且情况一次比一次严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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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次:己巳之变。崇祯二年(1629年)四月,皇太极率军(对外号称十万),避开宁远、锦州防线,兵分三路从龙井关、洪山口、大安口突入关内,攻占遵化,直逼京城。明廷急令各路兵马入京勤王,袁崇焕统率各路援军,阻清军于广渠、德胜等门外。京师之围稍解,袁崇焕便被崇祯下了大狱,结果祖大寿率军还师宁远,皇太极又趁机夜袭卢沟桥,斩明军副总兵申甫以下约7000人,继而击败明援军4万于永定门外,明总兵满桂,孙祖寿战死。崇祯三年(1630年)初,皇太极眼看无便宜可占,遂向东连克数城,这才率主力返回沈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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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次。崇祯七年(1634年)七月,皇太极在第二次西征察哈尔班师途中,以明朝边将“扰其境、杀其民、匿逃人”为由,率兵侵入上方堡,进围宣府。清军攻城,守军以大炮猛烈反击,清军被迫退走应州,兵掠大同,攻陷得胜堡。京师震动,连忙诏令总兵陈洪范驻守居庸关,巡抚丁魁楚驻守紫荆关、雁门关,就连已经在河南包围了高迎祥、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曹文诏也被调往大同,虽然最终迫使清军退出了关外,但农民军却也趁此机会得以突围。

  第三次。崇祯八年(1635年),清军在迫使库图克图汗(林丹汗)之子投降的同时,率军在太原府所属的忻州、定襄、五台等州大肆劫掠一番,这才率军东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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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四次:丙子虏变。崇祯九年(1636年)五月,皇太极派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统八旗兵十万,兵分三路从喜峰口、独石口入关,巡关御史王肇坤率兵抵抗,结果兵败身死,明军被迫退守昌平,清军直逼居庸关、昌平北路。大同总兵王朴驰援,杀敌一千一百零四人,俘获一百四十三人。七月,清军杀入京畿,攻陷昌平、良乡,继而围攻顺义,顺义知县上官荩、游击将军治国器和都指挥苏时雨据城死守,城池陷落后三人均殉国。此后,清军又先后攻陷宝坻(今属天津)、定兴、安肃(今河北徐水)、大城、雄县、安州等近畿州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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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五次:戊寅虏变。崇祯十一年(1638年),清军以多尔衮、岳托为主将,绕道蒙古,从墙子岭、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,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。崇祯急忙诏令总督宣、大、山西军务的卢象升,统率宣府总兵杨国柱、大同总兵王朴、山西总兵虎大威等入卫京师,结果卢象升力战而亡。时高起潜拥关、宁重兵近在五十里外的鸡泽,却拒不赴援,听闻卢象升兵败身死后,又率军东逃二十里,结果遭遇伏击大溃,仅只身逃逸。自请督察军情的首辅刘宇亮到了保定,听闻前线战败后也仓皇退入晋州,而清军则乘胜长驱直入,先后攻陷昌平、宝坻、平谷等地,京师震动,崇祯帝又连忙下诏徵总督洪承畴率军入卫,陕西巡抚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率援军同行。清军这次入侵连败明军57阵,攻克山东济南府、3州、55县、2关,杀明总兵两名、守备以上将吏百余人,俘获人、畜共462300余,获黄金4037两、白银977460两,活捉德王朱由枢、郡王、奉国将军朱慈赏、监军太监冯允许等。直到次年二月,清军这才出青山口返回盛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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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六次。崇祯十五年(1642年)四月,清廷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,从黄崖关杀入蓟州,总兵白广恩领兵拒敌,阵斩清军三等轻车都尉斋萨穆、参领五达纳、佐领绰克托、额贝、护军校浑达禅、骑都尉额尔济赫等。然而,清军却长驱南下,至山东兖州,杀鲁王朱以派及乐陵、阳信、东原、安丘、滋阳诸郡王、官吏等数千人,先后攻克三府、十八州、六十七县,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、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,俘百姓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。回军时又攻打河北沧州、天津、三河、密云等地,直到次年五月,清军才退军回师。

  如上所述,虽然此时山海关尚未丢失,但由于清廷向蒙古逐步渗透,已经可以随时绕道蒙古入关,明廷已经是防不胜防。

  明末瘟疫横行十余年,九边重镇已无力抵抗

  弘治年间,明廷为了加强北部防线,曾在东起鸭绿江、西抵嘉峪关,绵延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镇、蓟州镇、宣府镇、大同镇、太原镇(也称山西镇或三关镇)、延绥镇(也称榆林镇)、宁夏镇、固原镇(也称陕西镇)、甘肃镇等九个边防重镇,史称“九边重镇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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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明末卫所制全面崩溃的情况下,除辽东镇外的其余八个重镇已经是明廷最后的战斗力保障(后金崛起后辽东镇已丧失作用),尤其是在整个漠南已经被清廷占领的情况下,想要阻止清军入关,除了固守山海关之外,还必须以八个边镇为核心加强整个北部防线,然而明末的这场大瘟疫,却直接摧毁了明朝的北部防线。

  早在万历八年(1580年),大同、太原等地便曾爆发过一次规模巨大的瘟疫,史料记载“大同瘟疫大作,十室九病,传染者接踵而亡,数口之家,一染此疫,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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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到了崇祯六年(1633年),山西再度爆发瘟疫(鼠疫),而由于百姓们逃难,瘟疫开始迅速向周围地区扩散。崇祯九年(1636年)至崇祯十年(1637年),蔓延至陕西榆林府、延安府;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蔓延至河北顺德府、河间府和大名府;崇祯十四年(1641年)七月,蔓延至京师地区;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蔓延至天津。同时,鼠疫于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春开始由腺鼠疫转换为肺鼠疫。

  关于这场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,目前尚无准确记载,但《崇祯实录》却记载“京师大疫,死亡日以万计”,“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。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敛者”,可见当时瘟疫的严重程度,而根据史学家的推测,万历和崇祯年间的两次大瘟疫,至少造成了陕、晋、冀上千万人的死亡,仅北京的死亡人数便高达20万以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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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场瘟疫不仅造成了大量百姓的死亡,而且更是直接摧毁了明军的战斗力,尤其是九边重镇中的大同、山西、蓟州、宣府等镇直接被摧毁。当李自成从西安发兵攻向京城之时,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,很容易便杀到了北京城下。

  明朝京师也是一样,瘟疫之前驻守京师的军队至少有十万,而瘟疫过后便只剩下了五万多人,以至于闯军杀至城下时,守城将领即使低声下气求人守城,仍然是“逾五六日尚未集”,最后连三四千宫中太监都上了城墙。而即使如此,城墙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,瘟疫中的守城明军“鸠形鹄面,充数而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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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种情况下,明廷的北部防线已经是形同虚设,而李自成灭亡明朝之后,也没有对北部边防进行加强,已经被瘟疫摧毁的北部防线,又如何抵挡清军入关。

  综上所述,就算吴三桂没有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,放清军从山海关入关,无论是明廷还是李自成,都无法抵挡清军入关,唯一能改变的,也仅仅是清军入关的时间和路线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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