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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用29年,帮深圳600名流浪者回家

来源: 新京报网 2019-07-02 14:09:47

“尴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”,在易雄促成的600多次团圆中,很多相认的瞬间都是如此。面对多年未见、音容已改的亲人,往往很难开口说出第一句话。时间和距离在亲人之间撕扯出的巨大裂痕,只能慢慢弥合。

易雄猫着腰,穿过一排蕉叶,钻进了低矮漆黑的高架桥洞里。

半分钟前,他从京港澳高速旁走过,下意识地往桥洞里一瞥,隐约看见一个躺在凉席上的身影,“大概率是流浪者”。

流浪者而言,桥洞是适宜的居所,尤其在夏天。这里有足够宽阔的场地、随汽车呼啸而过的风和大片的阴凉,雨水和阳光都打不到他们身上。

在深圳这座聚集着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,流浪者常常被人忽视。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2017年,深圳三家救助站共救助了30322名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,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、联系亲属。

但根据易雄的经验,愿意向救助站求助的流浪者只占小部分,“都不想失去自由”。然而得到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居无定所、风餐露宿。

29年来,已有将近600名流浪者在易雄的帮助下与家人团圆。他相信,回家,才是他们更好的归宿。

流浪者不回家

一个半小时过去了,桥洞里的男人依旧不发一语。

易雄蹲下身,凑过去套近乎:“小兄弟你干嘛睡在这里?是不是有什么困难?”“你是没钱还是没身份证?”“快中午了,要不要吃点东西?”男人只是眯眯眼,翻过身继续睡。

易雄掏出手机,对着他偷偷拍了一张照片,又录起了视频。男人看着年轻,长了一张圆脸,颧骨很高,头发像刚剪过,衬衫和长裤都有些脱色、磨破了边,旁边摆了双崭新的蓝拖鞋。除了一床沾有土屑和杂草的凉席外,没有其他行李。

这些迹象表明,男人流浪的时间或许不长,有可能只是刚刚失去工作、找不到生活来源,或是被人骗了、遗失了钱和身份证。“你是不是被黑中介骗来的?进了黑厂?”

“黑厂是有”,男人终于开了口,带着浓厚的两广口音。男人告诉易雄,他念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了,七年前和叔叔来深圳打工,后来叔叔生病回了老家,自己又被骗进黑厂,跑出来找不到好工作,手机也丢了,身上只有身份证和100多块现金。

易雄看了看他的身份证,姓谭,1992年生,是广西合浦县人。易雄问他,为什么不回家?他不再回答。易雄只好拍下他的身份证照片,答应帮他找一份靠谱的工作,起身离开。

深圳是一座“由外地人撑起来的城市”,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,有800多万外地人,他们在这里寻找梦想与金钱,一年为这座城市贡献超过2万亿元的生产总值。

流浪者也是深圳的一部分。尽管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,他们的存在可能并不“体面”。但五年前,深圳市城管局负责人曾公开表示“不会禁止和驱赶真正有困难的流浪乞讨人员”。

按照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规定,救助站的救助对象指“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、无亲友投靠、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、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。但,救助站只对流浪人员进行临时性社会救助,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。

在易雄接触过的近千名流浪者中,小谭是最常见的一类人:年纪轻轻,从五湖四海来,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,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丢掉工作,或是丢掉钱包、手机或身份证,与家人不再联络,从此流落街头。

2016年,易雄制作了一张“站外救助登记表”,帮那些不愿去救助站的流浪者登记姓名、家庭住址、身份证号等信息。所有流浪者中,来深圳务工的中青年男性占了大半,多数来自广西、湖南、四川等省份。

而在救助原因这一栏,务工不着、被盗被抢被骗的情况最为普遍。“很多流浪者其实想回家,又不好意思和家人联系,因为他是出来挣钱的,没挣到钱回去没有面子,只好一天混一天。”

比如杨宇(化名),广西人,80后。2015年,他来到深圳,开始做日结工,在松岗租500块一个月的群居房。在此之前,他做过搬运、挖树、修轮胎。

但后来,杨宇不愿天天工作,钱不够花,带着一条流浪狗搬到了松安路旁的高速桥底。今年春节,杨宇回过一次家,他发现老家的田地都已荒废,村子里也没剩多少年轻人,过完年便回到了深圳。“没事可做,在这捡废品都比在家强”。

运气好的时候,杨宇一天能捡到二三十块的废品,足够在路边买两份一荤一素的快餐。而在去年,深圳市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,相当于他捡四五年的废品。

杨宇和收留的流浪狗一起,住在松岗的一处高架桥底。新京报记者周小琪摄

回不了家的还有精神异常的流浪者。易雄见过,原本能正常沟通的人,会突然开始追车、爬树;喜欢睡在树荫下的中年女人,心情不好时见人就吐口水,易雄与她打交道多年,只知道她老家在黑龙江;正在翻找垃圾桶的男孩,对前来搭讪的易雄破口大骂,又掏出了三把匕首,易雄只好报了警,“碰到这种情况,我们一般是先报警,再打120,如果确认流浪者有精神异常,就会被送到康宁医院治疗”。

深圳市康宁医院的数据显示,从2009年到2018年,深圳市康宁医院共救治了12142名流浪乞讨精神病人。

“看到流浪者,心里就不舒服”

29年前,17岁的易雄刚念完初中,也是铺盖一卷,南下加入务工大军。刚到深圳时,他在工地上拉砖、打水泥浆,一天能挣十块钱。那时,他住在水泥隔板搭的工棚里,天花板是用油纸铺的,半夜雨点大颗大颗地砸下来,吵得人睡不着。

如今,易雄不再年轻,皮肤晒得黝黑,添了白发和皱纹,爱穿长袖和西裤,出门背橄榄色斜挎包、骑银色自行车。

他的工作是在家附近当保洁员,天蒙蒙亮就起床,在城市尚未苏醒时扫地、倒垃圾,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当义工、寻找流浪者。

2010年,易雄加入了深圳市义工联合会,他是最积极主动的人之一,一周至少有五天都在干活儿。为了更好地帮助流浪者,还专门自学考取了社工证。后来,他还成立了专门帮助流浪者回家的义工团队“爱心飞翔”,和宝安区救助管理站合作,在深圳发展了近百名成员,有打工仔、小摊主和公司高管。

妻子带着儿子回东北老家上中学后,易雄独自租住在沙坣新村的一栋握手楼里,每月房租2000元。家门口贴着几百张易雄与受助流浪者的合影,客厅四面墙挂满了锦旗,出现最多的字眼是“大爱无疆”,靠墙堆着整箱整箱的矿泉水、八宝粥和自热米饭。

易雄住的出租屋里,挂满了流浪者家属送的锦旗。新京报记者周小琪摄

“因为我知道流浪的苦,也受人帮助过,所以我想要反过来去帮助人家”,易雄说。在他7岁那年也有过一段流浪的经历,他独自乘大巴去乡下外婆家,路上颠簸五六个小时,迷迷糊糊下了车,才发现坐反了方向,只能漫无目的地到处走,睡在桥洞和马路边,吃路人施舍的馒头。

直到碰见一位30岁左右的阿姨,把他带回家,帮他洗澡、下面条。易雄告诉阿姨,自己家在武冈古城,她便写了纸条给跑邵阳的客车司机,托他贴在城门口。几天过去,易雄的父亲见到寻人启事,来把他接回了家。

从那以后,易雄开始格外关注流浪者这一群体,只要碰到流浪者,就会主动去给他买水、买饭。

1993年,一个下雨天,易雄从工地出来,在公园碰到一个流浪者,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,瘫坐在地上。流浪者是湖北人,打工遇到黑中介,身份证和钱都被骗走了,好几天没吃饭。易雄帮湖北人打通了老家派出所的电话,提供了湖北人姓名、住址,几个小时后,派出所就找到了他的家人。

这次偶然的经历让易雄发现,原来帮助流浪者寻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,“就是多问一句话、多打一个电话的事”。从那时起,他零零散散又帮过几名流浪者回家。“看到那些人睡在外面,我心里就很不舒服,感觉很莫名其妙。为什么现在社会好了,还有这么多人在过着和我以前同样的生活?”

每当碰到声称不愿回家的流浪者,易雄会想办法问出他的家庭信息,再联系家属详细了解情况。“谁愿意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、靠拾荒为生呢?”易雄说。

“有的是碍于面子,有的是跟家里人闹过矛盾,还有一些特殊情况,比如流浪者家中已经没有亲人、精神异常等等”。事实上,大多数流浪者在易雄的劝导下,最终都跟亲人回了老家。

碰上实在不愿回家的,易雄也会想办法在本地给他找一份工作。前两年,一个河北流浪者的亲人被易雄找到,但来深圳待了三四天都没能说服流浪者回家。后来,易雄帮他找到了一份在工地看管房子的工作。

一次不行,就再来一次

寻找流浪者的最佳时段是上午。深圳的夏日漫长而闷热,时时伴有突如其来的暴雨,所以流浪者常在白天睡觉,到了傍晚,太阳沉下去以后,再开始“活动”,直至天光。

出门前,易雄和义工们会准备好水和食物,用来剪头发和指甲的剪刀,一张义工证、一叠宝安区救助管理站服务卡和“站外救助登记表”,“两天就能填满二三十张”。如果有义工开车来,还会在后备厢捎上几床蚊帐。

获取个人信息是帮流浪者回家最关键的一环。见到流浪者,易雄首先会拍照片、视频,跟对方称兄道弟,用炎热的天气拉近距离,把水和食物拿出来,再开始和流浪者聊天、了解信息、询问是否愿意向救助站求助。

但事实上,很多流浪者都不会理睬易雄,唯一的办法就是耗时间。一个小时不行,就两个小时;一次不行,就再来一次。在这期间,易雄会不断向流浪者提问:碰到了什么困难?是否有身份证、钱包和手机?想不想回家或者找工作……直到流浪者最终对他卸下防备。

有时,香烟也能撬开流浪者的嘴。一位流浪18年的中年男人见到易雄,不说别的,只向他要烟。易雄从烟盒里抽出一支,没递出去,说,“给你一支烟,你要写一个字,把名字和家庭住址都写出来。”

为了方便聋哑人,易雄还专门在手机里装了一个查询行政区划的软件,能精确到街道、村,引导他们勾选。碰上不能说话也不认字的流浪者,易雄只能带他们回自己家洗澡、剪头发,再带到派出所做人脸识别,明确身份。

“从2018年1月起,我们开始和派出所对接,采用人脸识别技术”,宝安区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郭东抒说,只要受助者拍过身份证照,就能进行比对,识别出受助者的身份信息。DNA匹配也是寻亲手段之一,但成功率不高,只有当受助者的亲属也在DNA库中留过样时,才有可能进行匹配。

每年,宝安区救助站会救助3000多名流浪者,绝大多数都能与家人团圆。新京报记者周小琪摄

大多数时候,易雄拿到流浪者的个人信息后,会直接拨打当地派出所或村委会的电话,请民警、村干部上门去找流浪者的家人。易雄的手机里有将近800个义工微信群,覆盖了全国各个省、地区。他会把流浪者的家庭信息发在对应的群里,再由当地的义工来对接。偶尔,他也会向一些寻亲公益组织求助。

在易雄与流浪者交流的同时,会有其他义工在旁边做视频直播,广西人辉哥是其中一员。在直播平台上,辉哥有40万粉丝,每次直播都能吸引几百名观众。去年,在辉哥的一场直播中,一位睡在公园草地、因为精神障碍无法正常沟通的女孩被老乡认了出来,第二天家人就把她接回了家。

“尴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”

找到流浪者小谭的当天下午,易雄就联系上了他老家的村支书,并且找到了他的家人。

在寻亲过程中,易雄最害怕的是被家属怀疑身份。两年前,易雄帮助一位广西南宁的大学生找到了家人,大学生的哥哥到了深圳,却不肯上义工的车,“非说我们是骗子”。

易雄提出,让哥哥去派出所先报警,让民警来见证,还是被拒绝。最后,在大学生工友的陪同下,哥哥终于上了车,一见到桥洞底下的大学生,扑过去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

6月16日晚,易雄和一位陕西汉中流浪者的姐姐约好在松岗见面,等了快一个小时,不见人影,“说在和朋友吃饭”。到了十点,姐姐才告诉易雄,她人还在汉中,以前被传销团伙骗过,以为他们也是骗子。第二天深夜,姐姐搭火车到了深圳,直接托朋友带走了弟弟。

“有的家属就是有这种心态,警惕心很高,被骗怕了”,易雄说,尽管他会向对方出示证件、流浪者的最新照片和视频,甚至让民警、村干部出面,仍有可能得不到信任。

幸运的是,小谭的堂哥没有多作怀疑,连夜赶来深圳。6月18日清晨,易雄和义工们套上了红色的义工马甲,守在高架桥边,辉哥开始给粉丝直播“团圆”的场面。

易雄从来不会提前告诉流浪者,他们的亲人要来,怕他们觉得没面子跑掉。事实上,几乎所有为“团圆”付出的努力都是背着流浪者进行的。

和小谭一样,堂哥身材瘦削,也是圆脸,他透露了更多关于小谭家庭的细节。在小谭尚未懂事时,父亲已因病去世,母亲患上间歇性精神病后改嫁了,家里还有个亲妹妹,已经结婚、生了三个小孩。而小谭一直都是腼腆内向的男孩,连堂哥招呼他上家里吃饭,也会不好意思地跑开。七年前,小谭离家打工以后,他们再无联系。

兄弟重逢的场面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。堂哥见到小谭时,他刚刚睡醒,正躺在凉席上发呆。四目相对,小谭眼中闪过惊讶的神色,尴尬地把右手枕到了脑后。沉默了一会儿,堂哥用家乡话问,“跟我回家吧?”“不回”,小谭答得很快。

原本在远处观望的易雄走过去,蹲在凉席的另一边,开始劝:“你不愿意回家是有什么心结?现在堂哥来了,开了通宵的车赶过来,说明他还疼你,有什么怨就跟他讲嘛。就算不愿意回老家,我之后可以帮你去找工作,我有朋友在工厂,可以介绍你过去,一个月也能挣几千块。但你要先跟堂哥去吃个饭,他大老远跑过来,你要替他想一想。这么多年没见面,你们可以好好聊聊家里的情况。昨天我也跟你们村书记打了电话,他说村里开始分田分地了,你们家现在没有能说得上话的人,你得回去签名才行。”

听到“分田分地”,沉默的小谭犹豫了几秒,坐了起来,拍拍裤子上的灰,说了两个字:“走吧”,跟着堂哥上了车。当天,小谭和堂哥回到了广西,堂哥答应小谭,会给他买一部智能手机,再帮他在北海找一份工。

易雄和小谭堂哥交流小谭回家后的注意事项。新京报记者周小琪摄

“尴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”,在易雄促成的600多次团圆中,很多相认的瞬间都是如此。面对多年未见、音容已改的亲人,往往很难开口说出第一句话。时间和距离在亲人之间撕扯出的巨大裂痕,只能慢慢弥合。

流浪者回家以后,易雄会长期和家属、当地的村干部或义工联系,让他们给发流浪者的照片、视频,了解流浪者在家生活的情况。根据易雄回访的结果,十分之九的流浪者回家后都不会再出来,在老家成家立业、娶妻生子,回归正常的生活。

流浪者“睡神”不幸地成为了那十分之一。易雄和辉哥在松岗琥珀市场旁边的高架桥底找到他时,他不说话,也不认字。他们带他去理发,给他买蓝色的运动衫、剪脚趾甲,偶尔还会带他下馆子,“像朋友一样相处”。

今年4月,通过人脸识别,找到了“睡神”的家人,父亲来带走了他。2个月后,当地义工告诉易雄,“睡神”的父母把他赶出了家门,每天睡在公园里的大樟树下。

易雄和辉哥开始后悔把“睡神”送回了家,“至少在这里还有口饭吃”。

“自卑是他们最普遍的心理问题”

现在,易雄是深圳义工圈的知名人物。每救助一名流浪者,团队都会制作一张简单的蓝底电子海报来宣传,海报两边的空隙印着宣传语“你给我一个信任,我还你一个团圆”,底部是易雄的电话。

于是,易雄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。最常接到的是自称为流浪者的求助电话,问他要钱,这类诉求他从不理会。也有失踪人口家属找他,易雄会仔细问好失踪者的个人信息,尤其是最后出现的地方,一一记录下来,再转给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帮忙找。

易雄出门寻找流浪者时骑的自行车。新京报记者周小琪摄

帮流浪者回家能给易雄带来充分的满足感,29年来,有将近600名流浪者在他的帮助下与家人团圆。

但也有许多事让他无能为力。那位爱抽烟的老头很少说话,易雄曾用几根烟换来了他写的人名和地址。找到地址,发现不是他家,写的人名另有其人,村里根本没人听过这个老头。

还有更多的老人,因为年纪太大、在外流浪的时间太久,面容、乡音都已改变,即便带到派出所做人脸识别,也无法精准匹配出他们的个人信息。

最让易雄遗憾的是,流浪者家属对亲人的淡漠。来自陕西的一个流浪者,有精神异常,和成群的蚂蚁住在一起。他曾被上海、西安两地救助站救助,送回老家后又跑了出来,易雄辗转联系上他的家人后,得到的回复是“我们已经放弃他了”。

面对这些回不了家、失去劳动能力的人,易雄只能尽量多抽时间带着食物、生活用品去探望他们。每个月,易雄都会往救助站讨物资,工作人员会提前帮他备好15箱矿泉水、10箱八宝粥和3箱自热盒饭。

平时,救助站还会请专业的社工老师来对义工们进行培训,教他们如何与流浪者打交道、给流浪者更多心灵的关怀和疏导。

接触过许多流浪者以后,易雄发现,自卑是他们最普遍的心理问题。社工告诉他,应该先带他们去洗澡、换衣服、剪头发和指甲,从外表开始改变,再鼓励他们从工厂的日结工干起,慢慢回归社会。

“流浪者不像普通人,会牢牢扎根于某个地方,他们只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短暂逗留,然后四处游荡”,易雄说。帮亲属找回流浪者的机会只有一次,错过了就不会再有。

几年前,一位流浪者的母亲看到孩子落魄的视频,不愿相信,不肯来接孩子,坚持认为易雄是骗子。几年后,这位母亲打电话过来,求易雄“再帮我找找儿子吧”,易雄再回去看,人早已不在原处。

还有一些时候,意外会比团圆先来临。一中年流浪者,有个15岁的女儿和腿脚不便的老父亲,易雄找到他们,和流浪者通了电话。挂了电话,流浪者兴致勃勃地说,要多挣点钱给女儿上学,再回家。

一个星期后,易雄再去看他时,却不见人影,旁边杂货店的老板说,“人已经去世了”。但没有人知道,他为什么去世。易雄叹了口气,骑着自行车,开始寻找下一个流浪者。

新京报记者周小琪编辑陈晓舒校对吴兴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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